信用货币的根基与吴英案的另类思考
信用本位下的货币发行通过信贷，借款人取得新发行货币的条件是要使用该货币去组织生产，取得高于生产成本的额外产出，通过市场交换收回货币，最后偿还本息并留存自己的利润。这个过程中由于新发行货币有新增的额外产出相匹配，故货币的单位价值不发生变化。而如果信贷没有用于生产，即借款人使用新发行货币去囤积炒作土地等必需品资产（比如炒房团炒作房产、开发商囤积土地后闲置以抬高地价房价等），该过程本身（炒卖、囤积的行为）并未创造新的额外产出，其获利只能通过低买高卖取得，即相当于是在必需品的需求方从市场上交换取得必需品之前，以新发行的货币囤积居奇而抬高必需品的价格，使需求方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取得同样的必需品。这实质上是借款人对需求方的掠夺，借款人以获取的贷款为工具，从囤积居奇造成的买卖的价差中牟取暴利，并拿出部分利润支付给放贷银行作为利息，部分利润交给ZF作为保护费。这样的信贷是一种隐形的、合法的抢劫。
对于消费信贷而言，借款人取得消费贷款的代价，则是需要积极扩大自身的劳动力生产来创造更多的额外产出，并通过交换额外产出来取得增量收入，该增量收入与归还贷款的本息相匹配。因此，消费贷款如要不违背货币信用，其根本的抵押物是消费者（同时是劳动力资产的使用者）的劳动收入相应的增长。即借入该消费贷款改善劳动力的生活条件后，借款人能够因借入消费贷款而创造与消费贷款的本息数额相匹配的更多的产出增长。
而实际上，当前消费贷款的发放越来越依赖于抵押物的价值而非借款人的收入（更不用说是收入的增长了）。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就是在通过寅吃卯粮来挤占其他需求者的必需品，抬高必需品的价格，使其他需求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取得同样的必需品。因此消费贷款也越来越沦为懒人不劳而获的武器，起到惩勤奖懒的作用（借款的懒人享受比勤奋生产者更超前更优越的消费）。到最后不能支付时，借款人就撂摊子了事，而撂摊子时就会导致货币信用出现危机（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希腊的债务危机等等）。
很多人认为贷款只是某个人和某家银行之间的关系，对贷款用途设限是对自由市场的横加干预。
但从信用货币创造基础原理来看，贷款的用途是否正确，决定了信用货币能否维持本身的价值基础，因此贷款的用途并不仅仅是借款人和某家银行之间的事，而是事关每个信用货币使用人的整体利益。
自由市场是建立在货币交易的基础上的，货币交易是建立在货币信用的基础上的，货币信用的根本在于贷款被用在产生有效的额外产出（被需求者通过交易予以支持和确认的产出）上。因此自由市场的运转是以贷款用途的正确作为基石的。只看抵押物价值而不看贷款用途的放贷，不论是否做到了风险控制，都是自毁货币信用的行为。
试想如果放贷人允许借款人使用贷款扩充军备、打家劫舍来取得收益并归还贷款本息，则社会将是怎样一个民不聊生、破败混乱的状态。欧洲的中世纪就是这一场景的写照。金融家们放贷让借款的封建君主发起战争，通过战争掠夺所得偿还借款本息，导致整个欧洲陷于战乱、贫困、生产破坏之中。
现今银行允许炒房团贷款炒房、房开商贷款囤地炒地，本质上相当于放贷人允许借款人使用贷款以合法的手段打家劫舍，以此取得收益并归还贷款本息。政府被迫对银行的房贷设限时，借款人又转而向民间银行求助，更加变本加厉地打家劫舍。当社会稳定的底线被触动，而民间银行基于其地下特征又无法通过正规手段调控时，中央只能通过暴力机关采取不论良莠、直接消灭民间银行主体的措施。
从这个角度看，吴英案虽然从法律的角度看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问题，但吴英的所为本身确实是与部分既得利益者共同对社会大众实施的一种掠夺，并不值得同情。
所谓为民间金融鼓与呼的诸类群体，大都与炒房、炒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在当前房地产炒作融资被全面封杀的状态下发出“救吴英就是救中国”的声音，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由于信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失信而即将受到惩罚的群体，在绝望之下而企图自救的心态。而依附于这些群体的寄生者们亦同样基于兔死狐悲的考虑，为了维护寄主的利益而大声鼓与呼。
其实，民间金融受限并不是近年来温州乃至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所在。官方的金融系统并不是没有问题，民间的金融业也不是不需要放手发展。但当前根本问题还在于信贷货币的使用方向控制方面出了严重错误，并不是民间金融不发达所致。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此前民间金融最发达的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恰恰是经济空心化最为严重、资本炒作最为盛行的地区。
如果放松民间金融不是建立在控制信贷货币使用到正确方向的基础上，仅仅是为了让炒作行为重新获得此前曾在民间银行系统获得过的融资渠道，则只会让囤积居奇者借着民间金融的松口取得更多的力量去变本加厉地掠夺社会。如此，则救吴英的口号下隐含的真实意图，等于是让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加速走向通往信用破产的自取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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