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灵对家庭的影响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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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让我看见你
,楼主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美女,很Nerdy,感觉自己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新加坡男孩大都很疼老婆,这事我第一次出轨也是我最后一次出轨,
不久,希望我相信他,所以当时我就认定确有此事,我这个性格是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才罢休的,我因为觉得委屈,我们在一起没多久,X突然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要带我回家,someonetolove,我们就加快速度和鱼儿竞速,我现在就会选择相信他,特别的寒心,几乎天天黏在一起, 5,我们总结了如下可疑点：,我就在想,是一个女孩,他在某大厦和W开房的纪录,找他帮过忙,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和我说…每个人听到这样的话,几乎没有分开过,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楼主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作死就不会死,才知晓远方有多远,我爱吃醋,我和他无冤无仇, 7,会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一个小职员去做？我们都毕业没多久,
章东磐
我小的时候,北京清亮而神秘。那时往西只要出了复兴门就叫近郊区了。每到傍晚的时候,你站在今天复兴门桥的位置,就可以悠然地欣赏日落西山的田原般的美景。几十公里外的西山竟在眼前,灿烂的太阳在靠近山尖的地方开始收敛本来刺眼的光芒,变成一团暖洋洋的诗意,一点一点沉到山背后去。彩霞满天,大人教导你,这预示着明天没有雨。
那些北京街头的眼睛树哦
在我眼里,那时的西山是世界的尽头,连太阳都落在它的后面,西山后边长什么样呢?至高的悬念始终吸引着我,何时长大了,登上高不可攀的那堵遮天蔽日的山,看看太阳过夜的地方。这个童年梦想终没能实现,等我长大了,那方美景不再,今天还站复兴门桥上,别说西山看不见,连近在咫尺的西单,都掩在一片混沌之中。本来清亮到没有尽头的苍天,居然脏到象一块破抹布,不清不白,无时无刻地捂在了头上。
从复兴门沿长安街西行,那时的路叫三块板,中间一条宽的是机动车道,两边各有一条窄的,是走自行车和三轮车的。在汽车路和自行车道之间,是两排高大到让人仰视的大杨树,加上分隔自行车和人行道的另外两排,西行的长安街整个是一条林荫大道。我至今说不出那四排杨树的准确品种,但只要一想起童年的北京,最先进入的画面总是那些树,因为它们充满着神秘。那树身上全是眼睛,真的是眼睛,而且象极了美丽女人的杏仁眼。走在路上,你不自禁地看着无数的眼睛一次次与你对视着退到身后,新的眼睛扑面而来,大人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在那样多灵魂的逼视下,极端淘气的我无论憋成什么,都没在那些树下撒过尿,不敢。现在想起来,那些眼睛对多少如我一般的孩子有过何等的教化,就在那条经常过往的路上,我们从另类生灵的眼睛里,奠基了一生的敬畏之心。
那些眼睛树好象是在建地铁的时候全部被砍掉,一棵也不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大规模的建设再也没有停过,今天的城里楼比树多,新的孩子在密过树林的楼群里长大,他们直接看着街边上窗户里拥挤的灵魂,但再也没有眼睛和他们对话了。
谁在糟蹋北京？
为生计与梦想,我长久地离开了没有树的故乡,生活在了树更多的其它地方。不光忘记了眼睛树,也逐渐淡忘掉了偌大的北京,直到有一天,电视告诉我,北京市一位刘姓副市长,因为生活腐化堕落被免职了。朋友的消息接踵而至,据坊间传闻,在甚高层的会议上,公开了一些不知谁拍到的动态影象,那位刘某某在与操皮肉生涯的妙龄女子们相交而欢时,从肢体到语言直抵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之境。其实北京出事的高官早己多到无法胜数,但这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东西,着着实实让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户籍北京草民震怒了。因为恰好在一天前,我刚在网上看到了这同一个名字,他的工作内容发布在北京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他在告诉包括我在内的草民们,他们是怎样象乡下大妈一样一根针一根针精打细算着使用我们的税银,为了两年后将光宗耀祖的奥运建设呕心呖血。面对这仅隔一天的信息反差,我只说了一句话:狗日的,你以为带眼睛的树砍光了,北京人就真得不长眼了吗!
我之所以而且必须要使用广东人讥之为粗口的糙话来说事,是因为刘某某这沐猴而冠的无耻小人勾起了我对近年北京城建的其他记忆。我的发自内心的愤怒与他那根不老实的小****其实全无关系。
前些年,在云南游历的时候,认识了拍摄滇金丝猴的奚志农。那家伙环保成瘾。去年还是前年,他又到北京搞事来了,他反对在圆明园的湖底铺地膜。对地膜这个事我不懂,不知是否游泳池那么大个湖底铺上一层塑料桌布整个北京水系就生态灾难了。但当时看着网上圆明园方再补做环评的论证时,着实还欣慰了一把,这些东西就得逼,让他们不重视环保。几个月之后,底儿掉了,包括奚志农这个比猴还精的家伙在内,我们全是傻冒,人家根本就是围魏救赵,就是声东击西,就是暗渡陈仓呀。关键本就不在环保不环保。你来搞事早入人家妙计锦囊,不让弄,咱补办所有程序,公权力在自家手里,天衣无缝,轰轰烈烈热闹过了,老百姓嘴堵上了,目光转移了,工程上马了。朋友告诉我,你知道那地膜多少钱一平方,我摇摇头:不知道。朋友伸出打勾的食指:七块。可等到了施工账单上,变成了二十八块,不多吧,一米才赚二十一块,可那宽阔的湖面有多少个游泳池大呀?施工单位三家,全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开的,别的不算,看着厂家把地膜拉到待铺的湖边,按美国中产的标准计算,已经有多少自家人此生不愁了。这样公然侵吞而且愚弄草民于股掌的事,就不露痕迹地发生在曾被英法联军纵火劫掠的国耻之地。
一百年前外国人抢的时候,说实话,那无尽的珍宝与我们并无关系,因为那其实都是皇上家的,别人不抢也轮不着你。我们这么多年受教育,虽然那是皇上自个儿的,也是我们民族的,不能让外人抢走,所以我们往死里恨那些抢皇上财宝的洋强盗。可今天这些家伙呢?他们说是人民的公仆,什么叫公仆,假如我们把整个国家比做一个超级企业叫中华民族大饭店的话,那他们就是这个饭店的服务员,可他们怎么联起手来用床单裹着把饭店的盘盏往家搬呢?董事会说没让他们这么干呀!可关键竟然还不在他们偷东西,而是他们被揭露出来之后,这件本来比环保事件大得多的更实质的事情,居然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不了了之了。干净得就象从没发生过一样。颁布过服务员守则的号称要严格管理的董事会好象也没有处分他们,那些鸡鸣狗盗的贱仆仍然举止轩昂地在酒店敞亮的大堂里踱步,甚至不拿眼皮夹我们这群可怜的东家一下。何况他们的举动还让饭店的监视器给照下来了,兹有中央电视台为证。
谁偷走了北京的土地？
归根结底这事并不算大,几百上千万的私吞老百姓也早已耳熟能详,此事不过赶上了在圆明园这种戳中国人心肺的地方发生了。让我更为震惊的是另一件建设故乡北京的大事。也就是那些房地产商们挂在嘴边的“831”大限。房地产这事炫得更不好懂,但“大限”我总算弄明白了。比如你要盖房子,先要有块地皮,而这地皮的来源很讲究。说起来市场经济,地皮都是买来的,但买的方法不一样。明面上有土地交易中心,隔三差五发布消息,哪哪哪有块地,谁要谁举牌,价高者得。但其实还有一柜台,那儿的地不举牌,叫协议用地,价钱两家商量,不用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关键是肯定比拍来的便宜。但这个柜台它是隐形的,虽然它说起来也合法,但你没路子绝对找不到跟前去。路子这个词儿是个中国人就懂,不须多说。
肯定是这隐形的需要路子的土地柜台出事频繁,中央告诉各地,这事不让玩了,所有的土地,都要到公开市场上叫价拍卖。注意了,故事来了。市政府相关部门闻风而动,在最短时间内公布了落实中央土地反腐举措的实施细则,自规定日起,所有土地上那儿拍去,这等反腐倡廉、利国利民的政策北京不立马执行,谁执行。“但是”,但是!出于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科技开发等事项的具体需要,有5个小项稍微变通一下,在一定时限内,暂时先不要一刀切。怎么样,就这么窄一条后路,也是为改造咱们草民的危险房屋和营造科技北京留的,咱们能不交口称赞吗?
事情并非不折不扣地演变成了这样,也还问题不大,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就是咱们传统的方法论。虽然从表面上看,事情的实质与中央的要求已然走了样,前提本意是,到这天为了禽流感不扩散而杀无赦的,现在是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北京的国土与城建当局这只老母鸡勇敢地哀求着保住了完全无辜、弱小而有健康明天的5只小鸡,就5只,为了咱北京市民续上鸡的香火,以后有鸡汤喝。
我是听房地产朋友讲这个段子,事前已有思想准备,这5条小道必有大事发生,但主要的车流都走上阳关大道了,剩几条鸡肠子路通了天能有多少车祸呢?面对我的疑问,朋友轻启朱唇:四十年。“四十年”?也就是说,这5条小到字面上看细若游丝的小道,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以非拍卖的形式和局外人全不知道的价格批出去的土地,是北京城市前四十年开发用地面积的总和!面对错愕莫明的我,朋友淡然一笑,长长地吸了一口于健康不利的烟。
傻了吧?哑了吧?知道什么叫做最后的晚餐了吧？知道什么叫做山寨文化了吧，知道什么叫做大秤分金银了吧！我但愿是朋友错了。但叙述此事之人,绝非如我一般对数目字漫不经心之辈。他对此事的细致,远远超过中年男人们对自己性能力的关心。这两件事,都是容不得稍许疏失的。
然后呢?关键是然后。这么大件事,还是瞒不住苍天有眼。很快,纠正又开始了,最高层最后通牒出台,史称“831”大限,要求这期间批出的协议土地,在大限日前必须全部追回来。也幸亏这样,要不千年古都遍地开花,黄沙终日漫天,赶上刮风日子,二千万人锅里全得是稀泥汤泡饭,一吃好多年。听着象故事,回头一想肉跳心惊,要没有这个挽狂澜于即倒的大限来急刹车,我们北京此刻已然是一个满身疮疤的老人,仰面朝天地裸露在苍穹之下。当然,我说的是从卫星上往下看,地面上的我们听到的仍然是刘副市长们的报告,北京的现代化步伐正以四十倍于斯的速度疾行。
再然后呢?关键又是然后了。如此恶劣的瞒天过海大事件,难道不弄下一地红顶子来吗?结果轻的象一片羽毛。如同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段子,年轻皇帝挖苦身边断了男根的恶仆。“过来,听朕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太监……。”皇上噤口不说了,太监关心故事:下边呢?皇上意味深长地看看太监的那个地方,笑嘻嘻地说:下边……没有了。故事原版说被恶搞了一把的小太监脸红了。我们的故事里这群下边没有了,而且被全北京人都看出来他们下边真得没有了的官员们,他们连脸都没有红一下。他们仍然穿着服务员的制服腆着偷吃肥的肚子在中华民族大酒店里故做面色冷峻地晃来晃去,一脸下边都还在的样子。
首善之区的抢夺案
这两件都是媒体上早已抖过的事情,说得清楚明白的事情，只不过我是往错综复杂的方向多想了一点,还有的大故事则就更离奇加荒诞加黑色幽默般地象天方夜谭一样了,这新故事听到我毛骨悚然,冷汗如注,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样的事真得发生在七百年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它不能够呀。
可惜这近乎于没边儿的故事它竟然是个真的。
近些年我奔走于滇西抗日战场将要消失的遗存中,因偶有所得,被凤凰卫视弄去做了几期节目,谁料到还真有人看见了,其中包括一位断了十年音讯的旧交。他立刻想办法找我,结果竟被他找到了,相隔十年,我们在深圳见了面。吃着北方菜,听我讲着那些铁血抗敌的老军人悲苦的人生,这个看起来无比坚硬的家伙借着酒劲不害羞地泪流满面。那一次,我们聊到半夜。几个小时之后,我忽然想起要问问他的状况,说了一句:你最近在干什么?这一句普通的问话让他一楞,随后竟然笑了起来。“原来你不知道啊。”结果我楞了,难道你干什么,天下人都应该知道吗?
说起来,我们虽互相认可为朋友,实际上并不了解。十多年前我们结识的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头脑的投资专家,具体做了什么、有多少钱,一概不知道。而他也只知道我当时在一家小国企当头儿,正在苦斗着把前几任丢掉的公司资产通过诉讼打回来。我们的交往与双方背景均无关系,有点业余之外惺惺相惜的意思。所以断了音讯可以互不想念地一过十年。
他告诉我:我和你在同一期《凤凰周刊》上,就是“北京门事件”那一篇。天呢!我恰好还看了那一篇。并且还算仔细地看了那个被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勾结黑帮欺侮与侵吞的苦主照片,楞没从那指甲盖大小的脸上认出他来。
自从三十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了政治丑闻被称为水门事件后,所有与政府有关的带“门”的都不是好事。卡特的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的拉裢门事件,加上这次刘副市长做为克林顿前总统的粉丝继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迷你版裤裢门事件,一定都是本来庄严的后面有了不光彩。《凤凰周刊》还真尖锐,一把就让北京市政府进了这道门。但他们记者水平太高,说起案情极有专业水准,如我般草民始终没全弄懂,再加上说实话我与此君毕竟十年未见,有钱人出钱买新闻早已不是新闻。多年田野调查的经历告诉我:除非如农民耙地一样一寸不漏地搞到第一手信息,否则不能视为真实。为此我耙了一遍,天呀!是真的。
昆仑饭店正北面过去是个啥食品厂,周围都发展了,厂里也想借着地利把本厂更新一下,搬个家、赚笔钱。这本来是好事,懂得经营,善用商机,更上层楼。于是厂领导委托上级公司与香港一家投资公司谈好了合作事项,香港公司负责出钱搬迁工厂与居民,然后筹集巨资,在此建一栋最大最漂亮的大楼,上级公司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股份。合同签了之后,香港公司投入了合同约定的款项,工厂和居民搬走了,地基正式开挖。
一切都好端端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韩国是这次危机的重灾区,而为项目垫资施工的正是韩国大宇公司。需要说明的是,寻找合作者共同开发大项目是商业领域里的正常做法,而且这些大公司的投资很大部分也来自于银行,他们是用自己多年的信誉与未来的利润担保,银行信任他们。但突然之间的危机来临造成一个事实,韩国采取非常措施,任何资金都不允许出境,因为那时的韩国艰难到国人都为国家渡过难关捐金首饰了。这种非常时期的处置措施是为韩国经济不崩溃而为,合理而必需。这样的情况造成工程延期,法律上叫做不可抗力,不在违约范围之内。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商业地产项目也基本全部下马,整个中国都在迎战这场危机。食品厂的上级与香港公司达成共识:先停下来,危机过后重新启动。
这场危机商圈外的人体会不深,以为早就完事了,其实整个亚洲到世纪之交才逐渐缓上气来。可惜犹如一场暴风雪,御寒能力稍差的超级企业大宇冻死掉了。为了重启北京的那个项目,2001年,香港投资公司重新组合了资金,无论大宇还在不在,他们要守信用，又看好未来，自己接着投资。那个被誉为北京商业楼市之眼的项目再次准备开动了。谁知这一天,香港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照例在咖啡厅办公的时候,事情冒出来了。
这家香港公司叫嘉利来国际集团,董事长叫穆军,也就是我那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的公司名字我也是这次看《凤凰周刊》才知道。他几乎永远在各酒店的咖啡厅办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茶几上永远一大杯接一大杯普通咖啡,那是他大脑高速行驶的汽油。随遇而安的咖啡厅也是他的会客室,他在这里与来自各方面带着信息的人见面,寻找着新的机会。这天他就在等一位带来据说超好的北京项目。
项目来了。穆军直至五年后在讲述当天过程的时候还觉得好笑。“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呀?”除了项目名称不叫北京嘉利来广场,其它都与他自己在北京的那个已经投进去一大笔钱的楼盘一模一样。“我用了好长时间才突然明白过来,人家拿来的那个就是我的。”以穆军那么聪明的脑袋,居然要折腾半天才醒过神,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离奇了。就在双方约定工程暂停直至经济形势好转的前提下,北京的那个上级公司与食品厂—那家已经用穆军的钱搬走了的食品厂,一看形势开始好转,一把又将项目卖给别人了。可嘉利来广场在所有的政府规定部门都有注册登记、都有备案、都有设计施工的许可文件,他们怎么把同一个女儿在已经收了人家的彩礼,住了人家买的新房,办过了登记手续,拜了天地嫁为人妇而且有孕在身至临盆前夜的时候又公然重婚的呢?原来他们做手脚,在穆军也就是法定女婿全然不知情的状况下把合法婚姻给离了。可这样私奔变合法,婚姻登记处能不管吗?
在这件事情上,我从原始文件上才看出来,素来为外人垢病迟钝缓慢如粘液般的公仆官老爷们在为私欲驱使干起坏事来的时候有多矫健多敏捷,疾如电光石火,快到吓死你。
上级公司打报告给主管机关(原为外经委,此时已改为商务局),说嘉利来广场项目之中，香港嘉利来没出钱,注意,是没出钱!弄不下去了。现在有一家愿意出钱,因此要和新的这家一起弄,把没出钱的踹了。工商局证明,嘉利来确实没出钱!商务局接着在报告上批了,鉴于你说他没出钱,工商局也证明他没出钱,而现在又有人愿意出钱来接着弄,行,同意。上工商局办手续吧。工商局接手办,你们都说他没出钱,商务局也同意你们这样弄,可见他真的没出钱,照准。换执照,嘉利来不做数了。一切手续从报告要撤嘉利来到新执照下发一共多少天?千万别再说我们北京政府效率低,一个非典病例半个月都传不到世卫,偏这件事上它突然焕发出奇高的效率,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最高效的行政机构。不信你查吉尼斯大全,这么复杂的程序在政府运转最好的国家要多少天。我们呢?
七天。七天?七天!
新的买家是谁,我不用赘述,请上互联网搜一个人名,输入“国洪起”,再输入“嘉利来”,就知道这个买卖是怎么回事。国洪起,著名黑帮也。
我已经有日子没和行政机构打过交道了,据说近年改善颇多,做为草民应该欣慰。但有一件小事,当然不是在北京,我的二岁小侄女为了改个名字她的父母奔波于公安局派出所整整一年,连让不让改都没准确答复。弄得年轻爹妈哭笑不得,为这么一件事求告无门。反观北京,一夜之间,各相关公权机构跟上了发条是的为有黑帮背景的新买主驱驰狂奔,完全不怕过劳死,如此独特景观,不值得我们宿怨于政府低效的草民深思吗?
公仆状告中央政府为那般？
穆军回忆当时思考模式检讨自己:那时纯粹商人思维,你干了错事,我申请复议,把你纠正了就行,该我的还给我。他那时已经意识到这里面必有官员私利,但在商言商,谁都不愿开罪人。因此,对有官员勾结不法黑势力参与此股权抢夺案,穆军只字未提,香港嘉利来按行政程序向国家商务部申请行政复议:你北京市商务局不当地把我股份撤了,我就请商务部恢复我的股东地位。国家商务部在调查之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北京市商务局行政决定,恢复香港嘉利来合法股东权利。
本来此事应该结束了,中央政府责令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你做了错误决定,上级依法纠正,你改正错误,恢复了合法股东的权益,不就完了吗?可偏偏它就没完,不仅没完,一场新中国行政史上前所未闻的大戏上演了。
自行政复议正式生效起,嘉利来一遍遍问北京市商务局,结束啦,您再拿出踹我们出局时一半的热情来,用半个月把这程序办了行吧?商务局说:别急,中央政府都复议定了的事,还能不办吗?想想是不用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一元化领导,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几十年靠这个,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执政权,有这个铁打的结构你担心啥。嘉利来边催边等,国务院办公厅还下达了督办令，面子够大了吧？ 商务部又发了催促北京执行商务部复议决定的函,先后两次,竟然都如石沉大海,连水花都没有溅起来。有意思了吧,中央政府的行政决定,地方政府理都不理,中央政府只能发函敦促,人家还不理你。做为体制外的人,我觉得匪夷所思,这世界上号称正常的非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国家,有这样政令不通的吗?而且面对如此的地方、局部和下级,这个上级,这个全局,这个中央,除了束手无策,别无它途。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吗?
正当穆军苦苦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给国家商务部个面子,把事儿办了,收回权益之时,食品厂的上级公司—现已改为二商集团干了一把石破天惊的大事，靠一份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就把出面纠正北京市商务局行政错误的国家商务部告进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简称二中院,跟看病的地方似的。
看出门道没有?从这个时序我这愚钝草民看出二件事来,一,商务局和二商集团是利益共同体,穆军们才是外人。往深里想,所有草民都是外人,原来政府旗下的买卖虽然号称市场化了,但仍是政府心头的肉,远非外人能比亲疏。这一点首先是整个国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碍,政府不能公平,有利益与个别企业相干,就无法充任商场裁判的职能,就会诱发企业以不正常的方法谋取与政府的亲近关系。你看商务局为何对上级复议久拖不办,想辄呢。他说自己是公正清廉依法办事的政府,和二商集团加上新买家不是一伙儿的,你信吗?
二,而且他们中的执事之人与新买家绝不仅仅是正常的公务与商务关系,亦绝非二商集团是自家买卖就如此卖力,客观规律是铁打的。你见过这样的政府部门吗?为了死守被上级明令纠正的错误,往死里扛着不改,还顶着天大的雷推动同伙状告中央政府。见过吗?反正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识。为什么呢?再简单不过,他们中有人咬进去钩,吞进去饵,已经吐不出来了。你想想看买家是什么人,凭何等手段能让政府跟发疯是的为他奔忙,七天就办完所有按正常路数没二个月绝对办不完的事。今天这案子还没全清,此话可能尚早,但云开雾散之时一切水落石出,咬钩的那几条鱼一定晒死。
被逼出来的反腐专业户
如果案件以正常程序审理完结,我也不会如此倾心。与后面炫彩华章相比,前面的故事才仅仅是开场锣鼓。要不然在通读了全部卷宗之后,我会完全罔顾穆军的感受,兴趣盎然地对他说:你输赢都不重要,这案子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是有标本价值的。谁曾想穆军这家伙居然表示完全同意。他不要论输赢,他要用鱼死网破般的打法决是非。一个商人,何以象个斯巴达克式的亡命徒了呢?
开庭之时,为了说明嘉利来依约出钱,几大箱用于食品厂搬迁、新项目设计、报建、开工的发票、单证、凭据搬上公堂,多少钱,一亿多啊,我是没有出钱吗?二商集团接下来的话有意思了,你出的币种不对。天哪!我长这么大,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说人家没给,人家唤醒你记忆,我给了。你接着说,我要五块钱一张的,你干吗给十块的,不算。如果和政府裹在一起,起码给政府留点信用留点尊严好不好。此案其实只是一个连续的问题:给了没有?是人用的钱还是冥钞?你用没用?问完了,你用了。结了。
做为中国人民,你怎能不相信中国法院;做为北京人民,你怎能不相信北京人民法院,它是自家人来的。记得曾看过一句名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今天啥都腐败了,法院总不至于枉法、枉道德、枉常识、枉公理裁判吧。北京任一条胡同里任一位大妈都明白的事理,法官能不明白吗。穆军看着对手在庭上的哑口无言,放心地远赴英国公干,律师沈志耕告诉他:这个案子判商务部输,我律师不当了。沈志耕,请上网查,善良、勤学、正义、执着,文弱的躯体里涌动着惩恶骑士的血。
那是2003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穆军接到沈志耕电话,宣判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败诉,维持北京市商务局行政决定。你能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至今不愿去做任何案外的猜度,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恶心,象是在国徽环悬的圣地天安门广场正中间看见一滩稀屎,里面露出蠕动的蛔虫。
赶回北京,在商务部一间办公室里,穆军遭到痛骂,这年头,官员骂大款真不多见,基本上是大款骂官员拿了钱不办事的。“你们这些臭商人,就知道自己的孩子被人抱走了。你知道这个判决意味着什么?共和国倒了两根柱子!”在那间会议室里,全体人员就差没有起立唱国歌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想想吧,难道不是吗。
商务部上诉,北京市高级法院最终将一审撤销。二商集团随即撤回对国家商务部的起诉,眼花缭乱的变幻莫测,干吗呢。他们知道自己没道理,法院最终玩不过去,换打法了。
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商务局完全无视已经生效并且持续生效中的上级行政复议决定,充耳不闻各级领导的催办之声,我始终想不明白,在阻止拆除老北京那么多美丽老房子的时候,怎么没见有一个部门一个官员表现出这样抗上的非凡勇气呢。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要这样不管不顾地往死里打这个事实上出了钱也为中央政府认定了的合法商人呢。即便诉衅开启,那是当事人两家的事,和政府机构本无关系,上级行政指令理当照办,反正你效率奇高,真要上级错了,云开雾散之时,你七天就能改回来,为什么拼死了就不办呢。
他能办吗?当初挤嘉利来出局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碰上这么顽强的港商。在人们的印象中,香港人傻乎乎的,抱着一包包钱,到处寻觅发财的机会,有点见缝就钻的样子。在相当多的地方,港商们又成为被宰的肥羊,东一只西一只,只要稍有瑕疵,立马横刀夺财,让他两手空空灰头土脸地滚回老家。我们已经习惯于无视这些先我们一步发起财的同胞们在祖国受委屈的事件,也没有人专门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让这些香港鸟人为贪嘴食进浸了老鼠药的甜食呢。现在对政府赴外找投资兴起了一句话,叫做: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多悲惨的港胞们,人家打狗要看主人,结果对香港同胞是主人往死里打自己家狗,这狗冤枉,我没丧家,这不是刚回到娘怀里没几年吗。嘉利来就惨在这里,你以为投回祖国的钱来路正就没问题,不懂北京吧,深得很,先教你一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何况惦记你的贼还有腥红顶子!
这边北京市高法把二中院判决撤了,二商集团立马也撤诉,转移阵地,开辟第二战场,和穆军打仲裁。人家仗着商务局死扛不落实直至国务院办公厅的督办函,和你拖时间,另一边紧锣密鼓蒙了工程公司垫资加紧盖楼,而且在没有合法用地手续的前提下开始卖楼了!我看到这个进程开始可怜穆军,谁能在这种境况下还不崩溃、还不疯狂呢?多少农民工在被拖欠数千血汗钱的薪水时愤而以身赴死,试图唤起温饱城里人本已冷漠的同情,弄得总理替他们讨工钱。可我发现国家总理的权威最多管到包工头,穆军的钱也不是偷、抢、贪、赌来的,怎么国务院出面都要不回权益来呢?想想穆军,比比穆军,连他们都保不住宪法光芒照耀着的合法财产,除了生命身无长物的草民们,在这群嗜血的冷血的号称“公仆”的恶徒们侍候下“当家做主”,一但被他们看中,我们将被无情地剥夺掉什么呢?想想孙志刚,想想佘祥林吧,你不会胆寒吗?
我和穆军谈起这个问题,身为商人,收回投资,再加点利息,力求不赔,机会多多,算了吧,讲数吧,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这个案子引起中外媒体何等的关注,几年来我如闲云野鹤、孤魂野鬼尽是出没于滇西莽莽群山中,关注的都是一个甲子前的旧事,对此真是闻所未闻。但等亲身接触了,上网搜一下,不得了,几乎是到达“地球人都知道”的境地了。任何事情闹到这个阵仗,无论何等悍匪,没有不胆怯的,连封建皇上都懂载舟覆舟的道理,何况这群扯着龙旗的官兵开的是海盗船。不断有了拐弯抹角地来当说客,抬抬手,抱着钱回去吧,比你惨的连骨头都磨成面了,您弄了囫囵个儿,还多少赚点儿,行啦。穆军死守先哲歌德的名句:绝不能与魔鬼签约。因为他和我们共和国正直的官员们一起唱过国歌呀!
“请相信政府”五个字的重量
一个商人,一个本已腰缠万贯的商人,被弄权的官员们逼成了反腐专业户。想来贪官们不值得,商人们真要都积极投身反腐大业,比草民力量可大多了。你看,他们之所以为商人,就是比我们眼睛好,可以从咱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里发现商机,目光如电。另外,他们脑子好,分析问题透彻。最重要一条,一但他们铁了心,不容易被收买,因为他们没嗷嗷待哺,肚里不缺粮食。你看山西矿难,最先妥协的总是穷苦人家,儿子丈夫死掉了,人命不值什么钱,还是实际点,拿本归自己的一小点血酬养老养小吧。
但我们草民习惯于对商人有偏见,总觉得逢商必奸、为富不仁,其实在新科技与信息时代,靠穷人血汗与官商勾结发家的有钱人比例日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富人都是从你我般草民中靠智慧与劳动奋斗出来的,他们虽然比我们先一步富有,但大多仍然正直而善良,更渴望社会正义与公平。不合理的程序设计和官中败类更喜欢侵害他们,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我们的仇富心态恰恰在侧应贪官们破坏社会公正与平等从而混水摸鱼的内心渴求。简单的仇富恰是在助纣为虐。
再讲回这个天下第一大荒谬案件的故事,二商集团被北京市高院撤销一审胜诉后,随即从二中院撤诉,转而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这个方法是泊来品,在仲裁比较成熟的国家,仲裁机构是纯粹民间的公正机构,仲裁员一要德高望重,二要精通法律,三要是某方面的专家。他们真正是吃公信饭的。一但拉偏架,哪怕是看走眼了,这饭碗立马砸。可我们的仲裁委偏又不是民间机构,各个专职人员都有级别,大小都是官员,仲裁员说起来良莠不齐,谁高谁低,业内人士心如明镜,可公众对此无法干预。
这起国家最高仲裁席上的案子其后变得诡吊丛生、扑朔迷离,不该立的案立了,应该撤的庭没撤,不该裁的案裁了,依法裁下来的没用。这个仲裁最后被弄成世界仲裁史上的“奇迹”。可惜是文明之外的。……
写到这里,整个案子进程还未过半。可因为它表面上看不到的肮脏,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为这个与我全然无关的故乡北京的行政耻辱汗颜。由此我想起发生于北京的另一件小事来。前几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人文地理杂志,读者们总在问:为什么你们讲述的故事都发生于荒山僻岭,难道城里一个都没有吗?我们注目于城中,结果还真找到一个,而且就发生于三朝前的都城北京。
明朝末年,清兵屡犯京城,打得皇帝心惊肉跳,要亡国呀!广东人袁崇焕督师抗清,把清兵打傻了,这个文人,如此厉害。千万别小看心计的力量,人家楞是用离间计加上小人让崇桢皇帝杀了这个灭亡明朝的最后一道拒马。杀袁之日,京中人声鼎沸,由于天颜震怒,责备老袁暗结清兵,于是遭蛊的百姓争着吃从这“奸臣”身上剐下来的肉碎,甚至内脏。当天夜里,袁崇焕的佘姓家仆偷入刑场,把袁督师仅存的忠骸抱回家中,将他掩埋了,并立下家规,佘姓人家之后,无论男女,要世代为督师守墓。从此,自明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凡三百六十年,佘家子孙没有离开过这座埋葬忠魂烈骨的坟莹。我们讲述了这个传至今日京师的关于义与忠的故事,让不少读者涕泪横流。
要说清平世界,袁大人的坟本也不必守了,但这佘家十几代人为咱北京订制了一个忠肝义胆的标本。就是隔时打整一下,就是年节忌日的一捧草花,十几代一家人奉上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义字。
谁承想不到两年,新故事到了,北京旧城改造,佘家旧宅在拆迁之列,这墓不归他家看了。三百年守坟,没人发过一文钱给他家,得到的只是今天薄如纸笺的一点清名。看到报纸上讲到佘家非搬不可,政府说:请相信政府,一定为袁崇焕这位忠臣守好墓。后来,估计佘家也就搬走了。
这里面最有讲究的,也是政府常讲的就是一句已成套话的话:请相信政府。天啊,此话一出,草民顿时哑口无言,多温和、多沉重的一顶帽子。我总在想这件事,偌大北京,真就在那袁忠臣的坟头近旁容不下他当年的义仆之后吗?
套上近年北京的种种公仆们的行止,我看出佘家非搬不可的意思了。那三百六十年的精神值守,其实是故都先人们用忠义二字打造的一面镜子,自此之后,所有做仆的,都应每天早上对着照一照,想想今天如何侍奉主人,晚上收队回来卸装之前也照一照,今天干得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这面镜子本是为天下私仆们检点自己用的,可今天光剩公仆了,用不着了,万一主人们仍把这面旧时代照自家仆人的镜子拿出来照,没几个能过关的,碍眼,拆了吧。
一个破院子在推土机那种钢铁巨兽面前顿时烟消云散,老佘家也不亏欠祖上了,政府让搬的,合同法里叫不可抗力,可我们北京本来最值得荣耀值得骄傲的那种精神能在新矗起的流光溢彩的写字楼里找到吗?谁能保证那佘家旧宅基上不会开个流莺如云的歌舞厅,让未来的刘副市长们不用照镜子地过他心安理得软玉温香的公仆日子呢。
道德良心哪里去了？
一个落败军阀的儿子回大陆弄了些演员重排旧戏,被煽忽着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我们故都一隅上演了三个半世纪的惊天真情大戏却这样静悄悄地死于无声,我们这个古都,我们这个民族本有多少不屑与外人争的感天动地的独有文化遗产,就被这样无知的仆人们如烂布鞋一样丢掉了。这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旧日敌国日本,或在近邻韩国,会遭此毒手吗?眼睁睁地看着这么活生生的美好被眉头都不皱一下地扼死,除了欲哭无泪,再没有别的话能形容我对故乡的失望与哀伤。
那年为台湾《经典》写一本记述千古三峡的书,沿着三峡上行,走到久已神往的鬼城丰都。那山上有一座专门塑着判官的庙宇,门上高悬一匾,上书“目光如电”四个大字。与那匾相对的几米外有一块凸起于地面的稀饭锅大的圆石头,陪我们的人说,一只脚站在石头上,另一只脚离地,盯住那匾上的目光如电看,要目不转睛,能站住三十秒不倒就是干净人。此话一出,竟是一阵沉默,每个人都会想,如果万一没站够掉下来,那判官会怎么想。所幸同行之人居然一个没倒都过关了。
事后我在想,那么多年,大家为什么在心里如此敬畏判官呢?关键在于目光如电的那种洞察力。那判官是古时候传说中判死掉之人是否该受油锅之类煎熬的,今天社会与他对应的应是法官这个职业。别嫌把法官比喻为判官不好听,今天哪位法官把自己名号挂上丰都判官殿,让游客对着他悬起一条腿能心虚,准知道如有坏事混不过去,容易吗?
可回头看故乡法院判案,真让我不敢称颂。嘉利来案不讲了,最近承德又发生外八庙文物被大量盗卖境外的事情,主谋即是一个北京人,他称早年出到美国,梦一样奇遇好莱坞过气女星,共结连理,随即那洋老太太死了,留给他天价遗产,于是他回国创业,收集文物以馈故里。几年之后事情败露了,外八庙卖文物是他在背后干的事,河北警方一把捂住他和当地同谋,就这么一文物贩子,居然劳动了北京高官前往捞人,还捞出来了!新华社追踪并报道了此事,被那厮把新华社告了,结果目光如电的新判官判新华社败诉。判这个案的法院,与判嘉利来案的法院据说是一家法院。结果出来了,现在的许多法官我坚信也是目光如电,全看领导的眼色,哪位领导在那石头上站不住了,赶紧托起另一只脚,千万不能露馅。过去说断案清官明察秋毫,连深秋时小猫身上新发的一根绒毛都混不过去,今天这么大的是非黑白你睁着眼睛看不见,为什么呢!
常听人讲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法官是人类最后的良心,我们北京真要是连最后防线都崩溃了,连仅有的良心都泯灭了,这座号称首善之区的城市—我们祖国的首都,将何以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向往呢?现在总在讲医疗怎样怎样有问题了,教育怎样怎样有问题了,一个社会再多的技术问题,只要法律底线还在,秩序重建就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法官跟着在黑金中甚至在黑帮经济中掺乎,把我们栽下要传之子孙的大树从根子上挖烂掉,那上面长虫的树叶谁还会去摘,摘又何益呢。我无缘于法官这个听起来无比高尚无比高贵的职业,但我坚信一位目光如电、****眼,首先必得不把这份职业当成养家糊古进而升官发财的职业,而是一种神圣的信仰,一种近乎于宗教崇拜的极端信仰。
几年来走访六十年前中国远征军威名远播的滇西战场,寻访那些当年以身许国,今天在贫病中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都记得起当年抗日军人受训时高张于大门外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如果哪位故乡法官把这对子压办公桌玻璃板下,我向他的风骨致敬。
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的演变
在傍晚的北京城，常常听到的是对堵车的抱怨。日子宽裕了,差不多的都弄辆车了。可今天北京交通环境之恶劣，空气之浑浊，三环变停车场的笑谑,加上时不时天上下泥汤,人均七公斤黄土,每每听闻与偶而亲见,实在与往昔北京的距离和味道相去如此之远。而熟悉的建筑物和街道眨眼间的消失就象说脱了嘴的体育解说: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比这个更令人沮丧的,是人文生态的恶化。有一回我回北京,开着我姐姐的一小点汽车去望京探朋友,看着路上行人多,我车速稍慢了一点,后面一辆车不干了,把喇叭按得比天都响,我壁让稍慢,他飞车逆行超过,随即一脚刹车停在前面,待我从旁开过去,一张黑脸探出驾驶室,操出如雷京腔:找死呀?弄死你丫挺的!旁边就坐着另外几张讪笑的脸。我看着这几面被酒精泡发了的肥脸,自忖以我当年国庆天安门阅兵陆军方队基准兵的身手,他们也不那么容易“弄”死我,只是心里掠过一阵一阵地难过。我童年记忆中那个你谦我让,扶老携幼,温文谦恭的北京呢?俗话说:有什么地长什么庄稼,这地就是我们的人文生态,那几位仗酒逞恶的王八蛋就是土壤的一部分。难道北京这块地变成适于生长刘副市长和前文提到的那许多相关官员的狼尾巴草的不毛之地了吗?
十年前，对于贪官，对于腐败，我们都曾经何等嫉恶如仇，何等理直气壮。可是今天，当面对更多公然毁坏北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更多的人却是沉默,却是噤声,却是做缩头乌龟,却是赶紧扒拉自己那一亩三分薄地呢?这还是曾经激扬地高张五四旗帜的思想者的北京吗?特别是居然有学者公然提倡国有资产就是要分掉、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而竟然还博得稀落喝采之时,我真得看不懂北京了。草民不才,但多少读过几本先哲的书,没见过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发达是以私分公众财产为发动机,以腐烂垃圾为添加剂的,高速有序的国度从来是以道德以伦理以法律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没有听说过一座城市的健康繁荣是骗出来抢出来的,除非地理大发现之前那些未见于正史的海盗城堡。可北京要做那种地方吗?这是我们东方大国,我们文明古国,我们亲爱祖国的都城呵。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在官场的腐败的同时，我们民间是否也在堕落？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胸口仔细想一想,这十年来，我们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为北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是否以无奈为借口,遮掩着自己的麻木、胆怯与懦弱,我们有没有面对日渐恶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选择苟且营役,而实际上在助纣为虐？在给刘副市长们的茁壮成长浇水施肥?
不要害怕从道义上支持富人们**,任何人为任何私权而与不法公权斗争说到底都是公益,
而以公权之名侵害私权的任何行为,其实都是为着少数人的一己私利!难道不是吗?
最近我有点惧怕和有学问的朋友一起吃饭,因为每一顿饭都引起对时政的批评话题,最后在哀叹中结束,然后铁定积食,要靠排毒胶丸解决问题。但我终于觉得要写一点文字讲讲这些事情。我们对政治体制的认识也许各有不同,但我坚信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是真心地想把自己的国家搞好,包括搞富裕和搞干净。富裕了人民过得好,政权才安稳;干净了才能迎客人来,才有荣耀和发展空间。而且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又不是世袭制,能脱颖而出的领导人必是出类拔萃之辈,绝非我们寻常草民的浮浅智识所能比肩的。你看看历史,只有今天的执政党成功振拔了几亿人于战乱、灾祸与极度贫困,让我们民族在凋敝了整整一百年之后重新有了尊严。二十七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持续到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你有再多的锦囊妙计,在这个中华民族最关键的日子口我也不敢押宝,换了别人谁行?
一个那么大国那么大党的领导人,一个靠武力取得政权的后继领导者,有勇气有胸怀说人心向背是衡量自己政党标准的时候,你还看不出这个巨大的政治进步吗?
我坚信此次自北京始的对腐败者的打击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执政党落实以民心衡量执政成绩的开始。这样的行动决非简单的廉政风暴一词可以涵盖,有着远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我们每一个草民,都应该在此时站出来,用自己的形式讲出心里话,表达民心的向背,帮助执持者了解每一个角落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做民间的监察御史,都尽到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责任。
找回一个干净有良心的北京
讲回到我的故乡,在非典的时候,正是我们那本为台湾同胞而写的《三峡记》上市发行,出版者邀约到台出席新书发布会,一查我的底牌—北京人,疫区,不让去。那时的北京倾刻间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急的地方,当时回到故乡,三环路上一点也不塞车,所有的大酒店黑灯瞎火,晚上十点出门,街人人车廖落,疑是一座巨大的空城。为什么?因为市民对政府不讲真话感到恐惧。进而人人自危,躲在家里不出门。
此时一位北京老哥哥领命出山,回故乡当市长。他勇敢地公布真实疫情,同时发布隔离措施,看起来满地都是非典,但市民反而不慌了,为什么,敌人再多,咱知道在哪儿,而且政府倾力与百姓携手抗敌,他们拼在第一线。几天之后,市民们纷纷站了出来,为所有隔离区里的人打气,尽自己的力量协助政府抗击北京几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难。那时的北京,每每让全中国人感动到落泪,也看到上下心齐、泰山可移的力量。短短几年安宁日子,加上奥运大势,政府中愈多趋利者滋生起来,他们比非典危害大,因为烂在心里,而非来自外部的侵害。小时候看《红灯记》,最恨的不是鸠山,是王连举。不知高层领导们想过没有,今天的腐败者比王连举危害大得多,为什么?王连举单线联系,他唯一可以出卖的就是李玉和同志,而今天的腐败者是苹果筐里中间的一个,他一烂,一筐都会跟着烂,我在干校摘过苹果,教训深刻极了。千万不要小瞧腐败,哪怕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贪官,他们真正是新时期执政党中不折不扣的叛徒、内奸和工贼。
我叹息的是在非典中嫉恶如仇的歧山市长老哥哥,您怎么在对下属的恶劣面前那样无力,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咱们不能够哇!如果我没记错,您应在西城建工大院一带长大,也能看见落日的西山和那望不见尽头的眼睛树,您难道忘了那些永远不闭的高达天际的眼睛了吗?古话说:苛政猛于虎。今天的中国早已离了那个不堪的岁月,但败政、腐政、黑金政、白领黑势力、红顶黑帮哪一个不会最终演变成如狼似虎,哪一个能让草民们真正地天下归心呢。人心向背,老哥哥,您有空重新找找,北京哪里还有那种树,在树下坐一会,想想事,行吗?
前些时有个段子:一车官员出去考察,翻车,都死掉了。调查人员问目睹者:一个活的都没有吗?老农憨厚地笑了笑:有一个说他没死,您想,干部哪有真话呀。我把他们全埋了。我故乡的干部兄弟们,听了这个民间流传的笑咪咪的段子,你前额不出汗,你后背不发凉吗?人心向背呀!你今天假装看不出是非,别天草民就真的看不见你死活。你信不信?
头几年各地评选市花市树,我觉得挺没意思的。这几天突然想起来要投上一票,我做为北京市民,郑重提议把那种长满眼睛的大杨树定为北京市的市树,而且建议大家再绿化家乡的时候广为栽植,我不仅是为了让这树提醒官员兄弟们您背后每一个角落都有眼睛,而是告诉我的同乡们,要把我们无比珍爱的北京搞好,要靠无数双不闭的眼睛,国家太大,苍天上只有一双慧眼是罩不过来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让我们睁大眼睛,帮助他们。让我们一起努力,找回一个干净、有是非标准、有良心的北京。让全中国的同胞为我们是北京人,哪怕是一介草民而投来倾慕的眼神。
(作者生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旅居深圳的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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