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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反恐行动而言，中国反恐的力量、强度和重度都堪称超常规。但为什么随着反恐声势的高涨，暴恐的频度、烈度和广度不降反升？似乎有越反越暴、越反越恐的螺旋升级趋势。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俗话说：伏虎知虎性，打蛇打七寸。没有摸清敌性、敌情和敌况，贸然决断和仓促行动，效果定会适得其反甚至火上浇油。
暴恐的定义至今难以固化，但典型特征就是：以无差别杀戮的形式伤害非战斗人员，用以引起社会性恐慌、恐惧和恐怖，达到彰显自己某种政治诉求的目的。自然是某种政治诉求，其最终指向一定是对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反抗，本质上就是反抗支配政治环境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治环境可能是国际的，也可能是国内的。针对前者的暴恐称之为国际暴恐，针对后者的暴恐称之为国内暴恐。
国际暴恐是国家暴恐的表达形式，即国际暴恐一定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打上了某个国家暴恐政权的烙印。如本拉登基地组织受塔利班支持，1986年洛克镇空难受卡扎菲政权支持，1987年安曼海上大韩空难受朝鲜政权支持，等等。一般而言，国际暴恐在道义上是单向的，代表着野蛮、愚昧、落后的国家政权向文明、开放、先进的国家政权的一种卑劣攻击，以减轻自己面临的国际压力，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维护一小撮专制独裁者权势的永存。
但国内暴恐就显得错综复杂，不同国家内部的暴恐毕竟在定性上很大程度受到国家政权的利己偏向，由于信息的不充分，难以对所有的暴恐有清晰的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内暴恐也是对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反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暴恐的形式来表达这种诉求呢？这是因为（1）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诉求都是所处政治环境确定为非正当性；（2）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是源自国民的授予并保护国民免受恐惧的自由，暴恐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对国家政权失去安全感和信任感，使得政权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从而增大政权的维护成本或促进政权更迭速度。
暴恐的动机是暴恐行为的根本，但由暴恐动机转化为暴恐行为不是必然的。譬如，可能许多人都希望所处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变的强烈动机，但并不是这些人都会去付诸实施这种动机。因此，暴恐行为的发生还必须有暴恐激活因素。
暴恐激活因素可分为两类：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
必然因素是一种精神持续强化的信念，这种强化的信念可能是外生的，譬如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也可能是内生的，譬如对未来失去希望。前者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般以团体形式展开行动，如最近新疆31死暴恐和系列火车站暴恐；后者我们也不陌生，一般以个体形式展开行动，如陈水总实施的BRT爆燃。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二者的共同动机都是对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反抗。
偶然因素是指意外的精神刺激而形成的一种暂时不可自控的因素，如上海杨佳袭警案、云南腾冲除夕枪杀案和经常性发生的灭门惨案等。偶然因素激活的暴恐行径很容易孤立定性为法律问题，但是人们却不愿意进一步思考：犯罪人为什么放弃法律诉求而寻求极端行为呢？原因只有一个：法律诉求成本高到自己对讨回正义失去信心。
通过对暴恐的内在动机和暴恐的激活因素的分析，反观国内发生的系列暴恐案，我们很容易将暴恐发生的原因停留在暴恐的激活因素，却把最重要的内在心理动机给直接屏蔽，从而将打击暴恐的目标也就单单指向暴恐的激活因素，这就注定了治标不治本的反恐思维。殊不知，在没有解除或弱化暴恐内在动机的根源问题，而一味苛究激活因素反而又激发新的连锁激活因素，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反恐重度升级暴恐频度和烈度更加升级的原因。
扬汤止沸稳一时，釜底抽薪安一世。
不断加强政治环境的改革，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让每个人拥有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人人生活的很有尊严，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才是消除暴恐动机的根本。否则，南辕北辙，必然作茧自缚。
羽谈飞 于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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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3 22: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