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联播川陕渝郝雷-陈东升：中国经济面临大调整(转载)

企安仁

　　
　　中经联播川陕渝郝雷---陈东升：中国经济面临大调整 ,肯定要死一批企业?
　　金融管制以及垄断，使得中国的金融成本高企，但时代对金融的需求已如一股洪流！
　　【《中国企业家》】9月24日，桂林地中海俱乐部一次高端圈子聚会，让陈东升感慨良多。
　　“复星收购地中海俱乐部本来是个小生意，但法国大使亲自来参加。”陈东升说，从这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怎样在跟世界融合。地中海俱乐部是一家有50年历史、以度假为特色的法国企业，正处于被复星要约收购的进程中，桂林店是其在中国开的第二家店。
　　2013年，当一大批中小企业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复星、万达、双汇等一批大企业却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手，大手笔收购。这两个反差极大、对比强烈的图景，正在同步上演。更宏观的一个对比是，2012年以来，欧美诸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复苏，但中国经济却似乎停滞了。对未来悲观的言论，取代了前几年爆棚的信心。危机来了吗？
　　“我始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陈东升说，他这次在桂林看到了郭广昌怎样把法国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带进中国，企业家们的创业精神、把企业做得更好的想法。他的自信还来源于对美国发展历史的横向借鉴，美国10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每次都能在危机之后重获新生。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并承认经济周期。”陈东升说，这个调整中也有很多新的机会诞生，比如消费时代和大金融时代的到来。
　　2012年以来，关于实体经济的困难一直是热点话题，中国经济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陈东升：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比较大的周期，这个周期主要是由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虽然实体经济的困难也有外部因素，比如国际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等，但是周期性的因素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周期问题，早在2008年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矛盾。但是矛盾最终还是会爆发，中国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矛盾爆发的一种表现形式。
　　2012年以来，不少中小型制造企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一面是人工的高成本，一面是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有就是国际市场的萎缩。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正是第一次大周期带来的痛。再有，就是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太高。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很多企业借了还不起的钱。温州、鄂尔多斯(6.91, 0.08, 1.17%)等地已经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长三角一带银行的坏账率也高于往年。危机爆发的过程，正是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痛苦不堪。
　　中小制造企业大量被淘汰已经是大势所趋，服务业才应当是中小企业的主流。目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7%，离发达国家80%的比重仍有一倍的空间。所以说中国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还没有真正来。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一枝独秀到趋于放缓，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陈东升：2013年初，我与高盛董事长在北京有一次交流，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位美国人坚定地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从20世纪至今，美国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1972年石油危机以及其后的10年滞胀，再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说，美国经历了这么多危机，但一直在学习、在发展。中国的步伐完全可以放缓一点，遇到挫折和挑战并没有什么。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走过了30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有限，对经济危机的承受能力似乎还没有。经济危机是对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这个矫正的过程，肯定要死掉一批企业，老虎来了，总要吃几个人。但这不代表中国经济没有空间、没有希望了。中国人均GDP已经6000多美元，发达国家为1万美元；中国的城市化率才到52%，发达国家高达80%。这些差距，恰恰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长期的问题，长期的问题只有老龄化。
　　不要担心今天经济发展慢了，今天的慢，是为了未来的快。
　　2012年以来，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中国似乎出现了更多的矛盾和新事物，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比如说像曾成杰案这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2012年以来，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中国似乎出现了更多的矛盾和新事物，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比如说像曾成杰案这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陈东升：中国的转型是双重转型，它既是开放中的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有社会的转型，也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一个转型的阶段，所以过去好像没有这么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要靠改革积极引导。
　　很多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从企业的角度看，你认为哪些方面是最需要改革的？
　　陈东升：中国企业面临着“四大高成本”的束缚—金融高成本、物流高成本、土地和房价高成本、庞大而低效的行政系统带来的高成本。金融管制以及垄断，使得中国的金融成本高企。中国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20%，美国只有8%。飙涨的土地和房价，在不断地挤压着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这四个领域亟待改革。
　　2013年8月，利率市场化改革，终于让中国的金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作为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创始人，你怎么看待金融领域的改革？
　　陈东升：经济崛起，必然伴随着金融崛起，然后才是自主创新和品牌的崛起。现在中国还处于经济崛起带来金融崛起的阶段。在不久前的一个金融高层论坛上，IMF副总裁朱民绘制了一个很有趣的地图，中国的人口、疆土、贸易、GDP都已经是世界级的，但是金融资产总量还不如香港。长期的管制和垄断经营，使得金融与中国经济的体量严重不符。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都不是市场化的。金融领域绝大多数是国有大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同时是高级官员，金融家群体并没有崛起。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金融的崛起就是不存在的。
　　金融崛起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最基础的价格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包括利率、汇率、资本项、存款保险制度等核心制度改革；第三层面是金融监管放松，在控制核心指标的同时，让金融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有这三个层面的改革，金融繁荣的基础就奠定了，经济与国际接轨也奠定了，经过这一步改革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金融改革才进行到第一个层面，但这个时代对金融的需求已经像一股洪流。人们有钱之后，既要消费又要投资，全民理财时代已经到来。最近10年以来，房地产、绿豆、大蒜、黄金、古玩都成为游资爆炒的对象，投资渠道的短缺是这些投机现象的诱因。2012年中国金融资产有140万亿元人民币，存款有40万亿元人民币，当这么多钱要寻找有收益的金融产品时，金融的创新时代也不远了。西方的金融创新就是把社会上的可收益资产，不断进行分类、切割、债券化、证券化、杠杆化——1份资产可以放大5倍到10倍，这样整个金融的总量就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大金融时代的到来也是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到来，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消费时代、全民理财时代到来，必然会聚集巨量金融资产，中国金融行业充满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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